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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传统社会妇女的生育概况

古今内外，生育作为社会复制自身的机制备受瞩目。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传宗接代、延续香火是衡量女性价值的重要标准。中国自古以来即有着“男女授受不亲”的观念，宋代以后，宋明理学兴起，社会对妇女守节更加严苛，广州一带更是有“闺门严整，父翁叔嫂非岁时庆贺不相见”[1]的记载。由于大多医师都是男性，很多妇女宁愿病死都不肯去就医，分娩也是请稳婆来家中操持。旧时广州的稳婆在当地称为“执仔婆”或“收生婆”。对广州的大多家庭来说，生孩子是一件极隐私的事情，即使是稳婆也不对外说起。在选择稳婆时，广州民间也多半是以给谁家接生过，手脚是否麻利为标准，至于是否具备相应的医学知识则是被忽视的。生产时，她们多用未经消毒的锈剪、竹篦甚至瓷片剪断脐带，将脐带自作结，然后用草木灰贴之。因此，生育是件极其危险之事，广州民间就流传着“生仔如见阎罗王——隔张纸”、“行船跑马三分命，带仔婆乸无一成”[2]的说法。由于生育是件常见又极为凶险之事，各地与之相关的迷信也随之产生。广州传统社会里，女性分娩时家中需上香祈祷，生产时通常是站在桶子上，从一开始就非常用力，尤其是在生初胎时，很多女性用力过早，又几天都无法休息和进食，精神衰微，劳苦不堪。这个过程中稳婆会大喊孩子快出来了，但产妇需要时间挣开外阴口，因为过早用力会导致伤口会肿起。这个过程持续过长孩子迟迟未出时，家人和稳婆会建议孕妇诵关帝明圣经、念观音救苦难经、喝符水、用滑石粉和油涂抹在脐下、烧头发灰和衣服、取家藏浮鱼针插在头上等，全家会向花公花婆、送生司马、张仙、十二位奶娘等送子神仙祈福，[3]为了驱邪，还会将写有“北斗紫光夫人在此”的符咒贴在床头，“床头通常有一把剑和一条渔网”[4]。另外，清代妇产科的专著较多，其中《达生篇》流传甚广，在广州社会影响也很大，其对生产提出的六字真言：睡、忍痛、慢临盆，被人们奉为圭臬。

不就男医——教会医院产科医疗事业在穗碰壁

近代欧洲的早期社会同中国一样，生育被认为是性别化的行为，主要由经过简单训练的女助产士负责孕妇的生产，她们大多来自社会下层，通过接生这一职业与社会各阶层接触，陪伴产妇在家中完成分娩。到18世纪开始出现男助产士，上层阶级的孕妇为了提升她们的社会地位会专门雇用男助产士，被称为“故意惹人注意的消费”[5]，之后，男性助产士和医生持续介入接生这一行业，并在18世纪研发应用生产工具——产钳，大大降低了孕妇和新生儿死亡率，女性助产士则逐渐沦为附属角色。随着解剖学、生理学的发展，欧洲社会对女性身体认知了解更为深入，生育被认为是极为凶险的行为，许多学者强调请专业人士提供生产协助的重要性，生产的空间逐渐发展到医院这一公共领域。

但是由于当时医学水平不甚发达，人们对难产的状况往往束手无策，直到19世纪40年代，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产科门诊维也纳总院的产妇死亡率高达30％，多数是由于产后患上产褥热而死。1847年，维也纳总医院的赛麦尔维斯医生发现处理过尸体病区的产妇死亡率远远高过未处理过尸体的助产士病区，提出导致产妇患上产褥热的原因是医生用刚解剖完尸体的双手直接去检查产妇，使尸体物质进入孕妇产道。当时还未有微生物的观念，赛麦尔维斯不清楚这些尸体物质究竟是何物，他要求医生医生进入产房前必须用氯水浸泡双手，采用这个方法后，医院产妇的产褥热死亡率在一个月内骤降。虽然麦尔赛斯没提出细菌的存在，但其大力提倡的消毒法为孕妇生命的保障作出了巨大贡献。1854年，巴斯德提出细菌学说，标志着医学上的一次重大进步，为新式接生法的运用奠定基础。到19世纪下半叶，抗菌法、麻醉剂的运用以及新的外科技术的发展促进了产科技术的进步，产科技术的安全性得到提高，进一步推动了分娩行为的医疗化。

17世纪传教士的足迹踏进中国以来，西医就被带进了中国。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西医更是跟随传教士的步伐在中国大地快速传播，西方产科医学也随之登陆。关于“籍医传教”，英国东印度公司医生郭雷枢对传教士的意见中是这样说的：“首先必须使中国人相信你的东西‘有用’，然后才谈得到使他们理解基督教义的博大和崇高；再没有一种造福人类的方法比解除人身体的痛苦更能收到直接效果的了。”[6]30而广州因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在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据记载，它是西方医学最早传入并最先得到繁荣的中国城市。

1835年，第一位传教医师伯驾从纽约启航到达广州，他即将用小小的手术刀打开欧洲人用大炮也未能撼动的中国大门[6]105。次年，伯驾在新豆栏街创办眼科医局（1859年改称“博济医院”），为了传播福音，该院秉承慈善性质不收取穷人的费用。这是在中国建立的第一家医院，“选择眼科疾病是因为这类疾病在中国极为普遍，而本地的开业医生对这类病又无能为力，而一旦治愈这类的病，能够跟治好任何别的疾病的到一样的好评”[6]48。事实上，医院开业后，除了眼疾，也多会处理耳疾、膀胱结石、肿瘤这类当时欧洲医学引以为傲的外科手术，至于医院内科疾病的疗法还很传统，特别强调临床经验，认为每个医案都具备特殊性，与传统中医治疗原则并无大异[6]48。1842年，医院做了第一例接生，不过这纯粹是一个事故，该妇女是因为胸部中枪才送来就医，医院当即召进一位本地接生婆为其接生，这次事件让伯驾对中国传统接生的方式有了初步认识[6]83。到1850年，伯驾医生一直为来医院求医的妇女诊治，但是数量很少，“因为她们除了眼疾、耳病、肿瘤外，仍不愿意找外国医生看病”[6]87。

伯驾医生回国后，嘉约翰医生负责管理博济医院，于1860年在华人医生黄宽的协助下为一位中国妇女施行了第一例碎胎术。这是医院记录的第二个生小孩的病例，那时医院的分娩记录很少。据嘉约翰回忆：“虽然我来（博济医院）以前，外国医生已经在广州行医近二十年，但据我所知，从未有人找他们处理困难的产科案例。我到广州几年后，才被要求为垂死的孕妇看诊；一年大约有二至三个这样的案例。”[7]当时医院的接生员能够应付正常的分娩，但是一碰到难产病例就束手无策，而广州的孕妇们几乎都不愿意将自己托付男医生，更何况是洋人男医生，因此只有极困难的难产病例才会由嘉约翰处理，但等到人送过来时母亲或孩子往往已经失去了获救的机会。根据梁其姿的研究，“这群产妇主要是广州中下层妇女，他们成为最早接触西式由男性主导的助产手术之中国女性”。[8]501865年以后，嘉约翰开始为难产前来就医的妇女使用当时西方流行的“戴维斯”产钳接生。[8]501866年，考虑到中国“男女之防”的社会传统，博济医院成立妇女部，将男女病房彻底分开，为女性来看包括妇产科在内的疾病提供方便。1881年起，嘉约翰开始翻译清朝传播广泛的产科著作《达生篇》。据嘉约翰回忆，他在1860年接触第一例碎胎术时发现孕妇的丈夫在看此书，从而“知道这本书受到广州上层华人的重视”[9]。从伯驾、嘉约翰在博济医院的经历来看，洋人医生并不排斥主动了解中国本土传统的分娩知识和手段，可能这对他们能进一步有针对性的推广西式接生有所帮助。

外籍女医对产科发展的推动

为了获得给华人女性治病接生的垄断权力，欧洲的长老会海外传教会开始改变策略，让一些从事传教工作的女性学医，学成后派遣到中国成为传教医师。这无疑改变了帝国医学的性别政治，促进了美国和欧洲女医生的出现[9]57。在这个潮流中，嘉约翰曾试图培养华人女医生来改变妇女不就男医的现象，其创办于1866年的附设博济医校在1879年改名为南华医学校，并开始招收女生，学制4年，这是我国最早的女子医学教育[10]。不过，嘉约翰并没有让这些训练出来的华人女医生主导手术，她们主要还是担任辅助助产的角色[9]60。另外，根据梁其姿的研究，这些前来医学院求学的华人很多本身是传统医生或传统医师的子弟，表明“本土医生对新的、外来的医学充满好奇”。[8]51

1882年传教女医生赖马西抵达广州，次年分管博济医院的女病区。这一年医院使用器械接生的病例有四起，其中三例由赖马西医生施行。只有最后一例的孩子因为求助及时得救了，其余没成功的三例中，“有一例痛了四天，一例是了三天，还有一例两天”。[6]147以下是赖马西对一例接生案例的描述：“我在11月8日被召去看一名在产前阵痛中的妇女，这是她第一个孩子。她痛了已经有八天；她已经筋疲力尽，说着胡话，但是还由护士扶着坐在那里。她体內胎儿的头骨已经被接生婆弄破，而钳子滑脫了。我因此不得不打开头部，去掉脑子，用钩子把胎儿拔出來……她体内已经开始腐败，散发出极其难闻的气味，那种恶心的场面难以用言语形容。但是已经太晚了，不但没可能挽救生命，就连减轻痛苦也做不到……几乎每一年都有上述这样的病例发生，我被召去的時候已经太迟，做手术的唯一作用是向人们展示，我们有一套方法能够解决问题，如果及时来找我们的话，很多时候可以保住母亲的生命，有时候母子都可以平安。”[6]147可以看出当时的广州妇女生产时宁愿长时间忍痛，除非忍无可忍才可能想着寻西医接生。1885年起，赖马西不仅负责照顾医院里的妇女，还在十三行街长老会的房子里开了一个诊所，希望更多女性利用这个机会来看病。她应邀出诊次数很多，但妇女还是很迟疑，无法做到及时求医。有一位死于分娩的女性在赖马西到达时已经死亡四个小时了。[6]148该诊所的就诊人数一直不多，三年半后就关门了。

为了让更多华人接受西法接生，博济医院经常提供上门接生服务。求助于医院的产妇数量有所增多，但许多还是不及时。据医院记录，“这些病例中的死亡，不仅由于未能适时地寻求有能力的帮助，而且也由于未能遵照医生的吩咐做好后续的照料工作；还有就是分娩前受到接生婆不当措施的伤害，或者分娩后受到亲友或本地医生不当措施的伤害”。[6]149女医生的到来推动越来越多的广州女性寻求医院的诊治，接生这项医疗服务的数量逐年增长，1884年求助的有6例，1885年为13例，1894年162例，到1896年，赖马西出诊508次为女性看病，其中一半以上都是接生的病例[6]149。从1883年医院记录的“中国比较上等阶级的妇女宁可忍受疾病带来的大量痛苦，而不愿接受现代医学诊断和治疗疾病所需要的一切[6]149，到1889年赖马西医生“已经遍访了居住在广州的几乎所有高级官员的家庭”[6]149，说明通过培养女医生为病人诊治，帝国医学在华的妇产科事业达到质的飞跃，求助医院的产妇也不再只有下层妇女。经过医院的女医生们对新式接生法的宣传，一次次的为女性解除痛苦甚至拯救生命，医院靠这些病例名声大噪，中国妇女们了解到了西式接生法的先进，逐渐对男医生的态度也不再那么排斥。根据医院记录，到1901年，产科应邀出诊次数和以往相当，不一样的是有些需要深入内地十五至二十英里远，医生们不得不出诊到更远的地方、处理更棘手的病例，“但是人们对由男医生来诊治已经不再反对”[6]207。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虽然女医的到来推动越来越多的广州女性接受西法接生，但根据统计，大部分的案例并不是产妇来到医院分娩，而是赖马西上门提供接生服务。在性别规范下，传统社会的中国女性大多是不允许抛头露面的，走出家门去看病就意味着进入到一个性别不确定的公共空间。当然这种性别规范是有阶级差异的，上层阶级的女性相对来说受礼教束缚程度更深。有学者认为，教会医院这种上门提供接生服务的行为是医疗传教士在“机构化”的生产概念上作出妥协的体现:到医院分娩对医疗传教士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而在家中分娩，既较为接近“华人分娩的习惯”，又帮助上层阶级的产妇“排除了某些礼教的束缚”。[9]62

继赖马西之后，1884年富马利医生来到广州，作为当时广东省内除赖马西外唯一的女医生，她一到这里就被介绍给了赖马西医生。[6]152自1887年起，她先后开办三家诊所为女性看病。1897年富马利医生接管博济医院女病区的工作。在中国的长期行医经历让富马利目睹大量华人女性的悲惨经历，她们因旧式接生法饱受折磨，因依附于男人而地位低下。富马利认为女性之所以地位低下是因为经济不独立。她曾细细算过一笔账：一个教书先生每个月的收入是8美元，而一个护士每个月的收入最少15美元，倘若能将更多的中国女性培养成医生、护士，就能实现她们自身的独立，这让她觉得有必要创办一所专门的妇孺医院和女医学堂。[11]

1899年，富马利带着原博济医院的5名女学生和2名中国女医生前往西关，创办中国第一所女子医学校——广东女医学堂（1902年改称夏葛医学院），继续培养女学生。该医学院吸引来的学生都是“广州富贵人家的女儿，足见当时西医已被视为一种高级的行业”。[8]52夏葛医校成立之前，主要承担培养女医生任务的是南华医校，到1897年“女医已成业者一十四人皆能通明西医。”[12]1906年，南华医校“因夏葛女医学院成立，本院乃停止招收女生”。[13]1901年，富马利筹集善款新建大楼创办柔济医院作为附属医院，该医院设立宗旨是:“一则为医校之实习场，一则为妇孺疗养所”。[14]医院逐渐设立完备的科室种类，其中产科为平均每年就诊人数最多科室。医院会尽量免去付不起钱的病人的费用，还会进行一些慈善事业，进行免费接生，协助公共卫生事业等。1905年，富马利为了拓展业务，成立端拿护士学校和柔济药剂学校。中国在二十世纪30年代第一所专门的助产士学校建立以后才重视起助产士的培养工作，而成立于二十世纪初的端拿护士学校当时就已经开始培养专业的助产士，可谓是走在这项事业的发展前头。从此，富马利管理着医学院、医院、护士学校、药剂学校“四位一体”的医疗机构，以发展妇产科和儿科为重心，培养出众多女医生和女护士。

夏葛女医学院、柔济医院、端纳护士学校包括南华医校的学生多为广东本地人，毕业后基本在广东工作，其中不少留在了广州。这些学生大多数都选择进入妇产科行业，有的任职于医院，有的进入善堂，有的自行开业，或是成为医生，为女性进行西式接生，或是成为助产士帮助女性顺利分娩。

可以说长老会派遣女性进行医学传教这一策略，推动欧美女医生出现的同时也间接改变了中国医学的性别政治。虽然其带有传教和政治上的目的，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使大量中国本土女西医得以涌现，从而促进广州等城市分娩卫生的早期医疗化。“刚从蜜月罢行程，胎似奇花茁嫩萌。俗用稳婆嫌未稳，接生郎定女医生。”[15]从竹枝词的记载可以看出，经过女医群体的努力，请女西医施行新式接生法已经成为清末广州一些家庭分娩时的优先选择。

强国保种——本土善堂、医院对西式接生法的吸收

太平天国平定后，清廷国库空虚，无力承担社会重建的重担，百废待兴之时，众多具备医疗服务的善堂和中国本土的医院成立于各大城市[8]53。新式善堂提供传统医疗服务的同时还参与公共事务管理，本土医院的出现则反映出西医院的影响。在民族主义的推动下，进入二十世纪的广州善堂为了提升自我竞争力，不仅提供传统医疗服务，还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吸收已经为社会接受的西式接生法。梁培基创设的“赞育善社”则是此种风气的开端。梁培基是南华医校毕业的医生，本身对西式接生法非常了解。在他看来，接生关乎到母子两人的性命，需要得到重视，当时即使是省城开通之地接生仍是以请无学识的产婆为主，因此，普及新法接生是一件非常紧迫的事情。然而，新式接生一事在当时“仍操诸外人之手，无学士大夫为之倡，无殷商巨贾为之设局施赠，以外人风俗言文之皆异，而越俎代庖，其不能如牛痘术之同一普及，故应尔也。同人等既见乎此，又以为如此关系慈善之大举，甘攘外人为之，非独立国民所肯认可知也”，[16]又出于穷苦人家负担不起医药费的考虑，于是，1905年，梁培基在河南（今广州市海珠区）成立“赞育善社”，为贫妇提供免费西法接生服务。为了呼吁西式接生法的普及，梁培基还将其与“强国保种”联系起来：“有保种心之慈善家，宜若何提倡之，岂独让赞育善社专美于前也”。[17]

甲午中日战争后，时人对亡国灭种的危机感日益加深，严复翻译《天演论》，其“竞争”“进化”的观点大受欢迎，为急于求变的中国人提供了理论支撑。随着西方“种族”“民族”的观念传入国内与进化论的思想结合，“保种”“民族”“国族”成为当时的流行词汇，精英阶层逐渐抛弃传统的“夷夏之防”，并重新审视满汉关系，为加强民族认同感、团结各族抵御外侮，开始重视对民族国家的建构，于是，现代意义的“国家”“国民”逐渐取代传统的“朝廷”“臣民”。但是，这些观念、思想的提出都是出于救亡保种的目的，时人始终强调个人应当以国家为重，至于作为国民应有的权利则是笼罩在国家的利益下。[18]

在晚清民族主义理论建构的话语体系的影响下，梁培基等知识分子将“普及新式接生法”与“独立国民”、“保种”联系在一起，聘请医学毕业女医生到善堂施赠西法接生，开“粤善界之创举”，推动着其他善堂随之引入西法接生。如1907年，水藤如春善社“特聘精习西法之女医生常川驻局专赠接生一门，开办以来成效大著。该医技良法美，其保全难产者不知凡几。岁有喜之家不可不请也”；[19]871908年，李衡皋等人在西关创设中国改良会，改良会的女医陈沦魂“年日研究西医素养，其学精识卓，大有药到回春之效，而于接生及医治妇女儿科尤为擅长”。[19]101当时的广州报刊上也能看到一些善堂登报宣传本堂施赠西式接生的广告，如保全堂以“施赠西法接生”为标题进行以下宣传：“本堂为预改良产科育婴一事。故特敦请……夏葛女医学堂监督富、颁赐毕业文凭女医士，罗道生先生，常驻本堂，专施赠接生，兼诊治妇儿内外各科。无论早夜，随时接可到请……如有喜者，请早到挂号可也。”[20]

本土医院也紧随潮流，吸收西式接生法。如南华医校毕业的谢爱琼因感慨中国医学事业凋零，将分娩问题交在“不学无术之产婆”的手中将后患无穷，于是在1907年创办妇孺医院，与夏葛医学院竞争广州妇产科医疗的市场，[8]60并因缺乏西式接生人才，开办产科补习所。1899年由广州各行商联合创办的中医院——广州方便医院，也在二十世纪初开始聘请经过西式训练的女助产士，由医院出资，为前来求医的产妇提供西法接生。[8]57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本土的善堂、医院同教会医院一样会提供上门接生服务。这充分显示出，在产科医疗建构的早期过程中，人们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并非完全决裂，而是尊重并延续了国人的传统习惯。

时人对产婆态度的变化

在古代社会，接生被视为污秽之事，且接生婆长期被士大夫诟病为贪财好利、不自爱的形象，接生婆的社会地位与评价并不高，至于生产结果，由于人们相信“生死有命”，生产技术方面不曾谩骂。因为男性被排斥在生育领域外，产婆成为生产中不可或缺的一员，所以，生产时产家对接生婆还是非常尊重的。因此在古代社会里，对接生婆的批判主要止于道德层面。到了晚清社会，接生婆有了竞争对手，西式接生法的传入使人们面对难产不再束手无策，大大降低了生产的风险，这使广州的知识分子开始对传统接生法提出质疑：“我国接生墨守古法，罔知变通，全委之龙钟恶劣无学无识之媪婆之手。幸产妇顺生或可勉强支持。若遇逆产则不堪设想矣。”[19]96于是，人们对产婆的批判从道德层面转为接生技术方面，并试图对其改造。

1908年7月，《医学卫生报》刊载了一则增城地区因产婆操作不当导致妇婴死亡的悲剧：“增城新塘某氏妇，产下一儿，已一二时，惟胎盘仍未出，举家张惶，用尽法子皆不见效。乃请一有名之稳婆来，用一单竿在产妇腹上，一头绑于床，一头用人压下，压至该产妇痛极而昏矣，胎盘仍未得出。最后来省请一女医生诊视，则孖胎也，后出之胎，为各法所伤，已死于腹中。女医用法取出，其母因伤过甚，亦几至于死去。”作者最后以“愚哉某氏，狠哉隐婆”作为对此事的评论。[21]事件发生三个月后，警务公所在报纸上看到此事，派分局前去核实，证明确有此事，唯一不实之处是该事件中给孕妇接生的老妇并非什么“有名之稳婆”，其“平日本非与人接生”，不过是与产妇相好前来帮忙，[22]不成想反而害了孕妇。

此事发生不久，广州医生梁慎余（即梁培基）发表论说，评价产婆“夫奸狡贪功，妄用手术……其上乘者亦恃老，恃见得多，听其瓜熟蒂落耳，其他种种不洁，足以杀产妇婴儿者不知也。况逆产不能不用手术，若用手术而不明学理，徒恃其老见得多，则所用旧法，欲其无误，难矣”。梁某借此机会提出改造产婆的想法，他先是分析，稳婆愚昧应该取缔之，但当下还不适宜取缔，否则会有“不教而杀”之嫌疑，并且这会导致数量庞大的产婆群体集体失业，况且女医的数量还远远不能满足产家的需求，因此可以仿照他国谋百日教育法，设立产婆讲习所；百日教育法并不能培养出知识完备的产婆，想要培养完备之产婆需要受过普通教育的女子至少修业一两年相关知识，然而，如今女子入学人数少，接受普通教育者少，愿意成为产婆的更少；梁某建议，选取合适的公地，如善堂、公所、乡约之所，开办数区产婆讲习所，以挂牌“接生保养”者或愿意学习接生术的妇女为招生对象，以百日教育为期，每区二三十人，请医生讲授“接生之理，洁净之道，断脐裹儿浴儿之法，平常顺产产妇应如何看护，异常急变及用手术，则请医师。医师未至之前，应如何施救，如何预备”，将这些知识由浅到深讲述，学习合格者则授予开业证书。待日后产科毕业生充足，这些经过一定训练的产婆可以“为看护产妇之用”。除政府以外，他提倡广东资金充足的善院同样可以开办产婆讲习所造福社会。[23]从中可以看出，梁某对产婆的态度始终都是提倡将其取缔的，只是认为还不合时宜，因此提出一套改造产婆的方法。

梁慎余的建议非常适合当时的中国社会，然而并未受到当时政府和社会的重视，广州妇女仍多以旧式接生为主。直到民国，政府颁布取缔产婆相关条例，医院、产院、助产学校渐多，新式接生法逐步在广州普及。但是，民国时期包括分娩卫生在内的妇幼卫生工作仍旧是被漠视的，广州新生儿破伤风和产妇产褥热的发病率和病死率都很高，市内童尸随处可见[24]。直至新中国成立后，产妇分娩的安全与健康才得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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